內政部長徐國勇表示，未來若遭警方查察發現車上置有球棒者，警方將予以做相關註記

勞基法的裁罰與勞雇之間的爭議不同 （一）雇主若是違法了，行政主管機關會裁罰，但是裁罰的罰鍰是進國庫，而不是給勞工個人。但是，上下班途中，不在雇主的監督管理範圍，也能算是雇主的責任嗎？目前，法院的判決尚未統一，有的認為算，有的認為不算，這也要看實際每個個案，與法官採用的立場。

這些都是由行政法院來審理。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不同 （一）有許多朋友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差異，簡單不精確地來說，爭議的雙方，有一方是政府機關的，就是行政法院。（二）但是，雇主繳了罰款，跟勞工的爭議如果還沒解決，行政主管機關（勞工局）只能調解，調解若是不成立，行政機關沒有權力判定誰對誰錯，該賠多少，這個部分就必須要上民事法院來解決爭議了。不管是個人告個人，或是勞工告雇主、雇主告勞工，都是民事法院審理範圍。其實，這裡把勞保與勞基法的通勤職災搞混了，有幾個部分要釐清。

當然若屬於刑事案件，另有刑事法庭處理。但這裡要強調的是，上下班出車禍，勞保算職災，這是勞保局給不給付的問題，與雇主無關。於9月26日發生震驚全台的「屏東挖眼案」，嫌犯用最其兇殘的方式徒手「挖掘」超商店員的雙眼，最後差點造成店員雙眼失明，引起社會大眾的不安，由於嫌犯列屬為精神疾病患者，在判決上可能會有所疑慮。

」協助患者得到適當的幫助，才是遏止社會慘案一再發生的解藥。慶幸的是，立委日前推動《精神衛生法》修法草案，針對此法是否有留存的必要性？以及強制就醫的條件是否要放寬，讓精神疾病能夠接受社會的幫助。情緒勒索已成常態，更多的是要「關心」 根據衛福部109年的調查，台灣一年中因精神疾病就診高達280萬人。這也導致無法落實一命還一命的結局，也無法彌補受害者親人之間的傷痛，更讓社會大眾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

而我尋思著這樣的數字：「這數字是如此的龐大」，內心是如此的震撼。近期因為太多社會案件的發生，讓受害者家屬常常求償無門，只因為加害者患有精神障礙而受到法律的庇護。

」協助他們重回社會的懷抱 現階段的我們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或許我們可以推動關懷精神患者的公益活動，更多的是要讓他們知道這社會不會因為他們患有疾病而被邊緣化。因此，無法判處死刑，在三審宣判處以無期徒刑定讞。而當我們從根源去理解一個嫌犯為何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多半和他的家庭背景是有相關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時我們該思考台灣的刑法是否有重新審視並修法的必要？ 只要兇嫌有精神疾病，真的就可以不用死刑嗎？ 我們在大部分的兇殺社會案件中，在一審判決的過程中，都會進行兇嫌的精神障礙鑑定，藉此判斷兇嫌是否有正常的辨識能力。

但如果我們去思考其中，這些患者只不過是想獲得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但心態扭曲之下，這些都被拋之腦後，而這也是為什麼家庭悲劇總是發生在社會上。但是，受害者的權益由誰來守護？不少網友認為，對精神障礙的標準界定要有所更動，才能夠讓受害者家屬不被受到侵害。或許我們走在路上看到一個平凡無奇的陌生人，其實他身上是有精神疾病的，而他正努力的控制且定期接受治療。一個家庭對於一個孩子缺乏關愛，讓孩子對這社會充滿低沉的報負，最後對這社會是毫無期待的。

文：劉永聖 「屏東挖眼案」嫌犯於本（11）月4日從醫院出院，向屏東地院提出聲押，獲得法院裁定羈押。相同地，在一審過程中，檢方認定兇嫌並無任何精神障礙以致無法辨識其行為違法。

今日的放縱，明日的案件將會無限上綱重演 「精神疾病（psychosis），又稱精神病，或稱心理疾患（mental disorder），是指可導致病患顯著困擾或功能損害的行為或心理模式」，這是對精神患者字面上的翻譯。《精神衛生法》推動修法草案，跨出社會正義的第一步 《精神衛生法》的精神在於「保護及照顧失能精神疾病病人，預防及治療精神疾病，並以保障病人權益為主要目的」。

而我認為：「精神病其實不恐怖，恐怖的是沒有接受正當的治療。大多認為兇嫌的犯案動機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因精神障礙的緣故，且控制能力、辨識能力都與一般人無異。律師蘇文俊就曾經解釋過：「一般人普遍對於精神障礙等於不能判死刑這個想法就會越來越根深蒂固，所以只要是重大刑事案件，開始就會模仿這樣的辯護手段來為自己辯護」，讓「精神疾病」漸漸有了保護色的效果。但這樣的判決真的公平嗎？根據法律的規定只能將其嫌犯強制監護，而監護最長時間只能5年，時間一到，治療還沒完全，人又重回到社會之中，大眾的恐懼感反而日益漸增。而部分父母發現孩子本身有這些傾向後，不立即的進行治療，反而是以「自然就會好」的古板想法，最後悲劇發生時，也後悔莫及了。「不要邊緣化精神病患者。

然而做這些法案的修正，更多的是要讓憾事的發生機率降低。重回五年前「小燈泡」事件，社會正義真正實現了嗎？ 追溯於2016年3月28日在內湖發生血腥殺童案，兇嫌當著媽媽的面將年僅4歲的女童殘忍割頭。

而我們也可以投入較多的關注在這方面的訊息，我們都是在這座島上的一份子，就該多關心社會上弱勢的族群們近期因為太多社會案件的發生，讓受害者家屬常常求償無門，只因為加害者患有精神障礙而受到法律的庇護。

《精神衛生法》推動修法草案，跨出社會正義的第一步 《精神衛生法》的精神在於「保護及照顧失能精神疾病病人，預防及治療精神疾病，並以保障病人權益為主要目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時我們該思考台灣的刑法是否有重新審視並修法的必要？ 只要兇嫌有精神疾病，真的就可以不用死刑嗎？ 我們在大部分的兇殺社會案件中，在一審判決的過程中，都會進行兇嫌的精神障礙鑑定，藉此判斷兇嫌是否有正常的辨識能力。

而我們也可以投入較多的關注在這方面的訊息，我們都是在這座島上的一份子，就該多關心社會上弱勢的族群們。律師蘇文俊就曾經解釋過：「一般人普遍對於精神障礙等於不能判死刑這個想法就會越來越根深蒂固，所以只要是重大刑事案件，開始就會模仿這樣的辯護手段來為自己辯護」，讓「精神疾病」漸漸有了保護色的效果。」協助患者得到適當的幫助，才是遏止社會慘案一再發生的解藥。重回五年前「小燈泡」事件，社會正義真正實現了嗎？ 追溯於2016年3月28日在內湖發生血腥殺童案，兇嫌當著媽媽的面將年僅4歲的女童殘忍割頭。

這也導致無法落實一命還一命的結局，也無法彌補受害者親人之間的傷痛，更讓社會大眾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但如果我們去思考其中，這些患者只不過是想獲得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但心態扭曲之下，這些都被拋之腦後，而這也是為什麼家庭悲劇總是發生在社會上。

情緒勒索已成常態，更多的是要「關心」 根據衛福部109年的調查，台灣一年中因精神疾病就診高達280萬人。大多認為兇嫌的犯案動機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因精神障礙的緣故，且控制能力、辨識能力都與一般人無異。

然而，在大眾媒體和輿論的討論下，以及廢死聯盟和兩公約的綑綁，患有精神障礙不得判死且可以減刑。於9月26日發生震驚全台的「屏東挖眼案」，嫌犯用最其兇殘的方式徒手「挖掘」超商店員的雙眼，最後差點造成店員雙眼失明，引起社會大眾的不安，由於嫌犯列屬為精神疾病患者，在判決上可能會有所疑慮。

文：劉永聖 「屏東挖眼案」嫌犯於本（11）月4日從醫院出院，向屏東地院提出聲押，獲得法院裁定羈押。而我尋思著這樣的數字：「這數字是如此的龐大」，內心是如此的震撼。但這樣的判決真的公平嗎？根據法律的規定只能將其嫌犯強制監護，而監護最長時間只能5年，時間一到，治療還沒完全，人又重回到社會之中，大眾的恐懼感反而日益漸增。或許我們走在路上看到一個平凡無奇的陌生人，其實他身上是有精神疾病的，而他正努力的控制且定期接受治療。

因此，無法判處死刑，在三審宣判處以無期徒刑定讞。而當我們從根源去理解一個嫌犯為何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多半和他的家庭背景是有相關的。

而部分父母發現孩子本身有這些傾向後，不立即的進行治療，反而是以「自然就會好」的古板想法，最後悲劇發生時，也後悔莫及了。「不要邊緣化精神病患者。

然而做這些法案的修正，更多的是要讓憾事的發生機率降低。不過，只要是有精神障礙的疾病就能夠減刑抑或是免刑嗎？精神疾病有很多種分類，或許真正影響的兇嫌犯案的動機不是疾病的緣故，而是兇嫌對這社會有著很大的怨懟，才引發各種人倫慘案的發生。

(责任编辑：勇者无畏乐队)